袁岳：被我们误读的印度人

http://view.QQ.com　 2007年09月04日09:31 　 中国网　 袁岳　 评论414条

作者：袁岳

读到曾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印裔加勒比作家奈保尔的《印度三步曲》，对他自祖父以来在加勒比岛国的生存发展经历印象深刻。GBC在肯尼亚的代表斐翠西女士也认为，印度人才是中国商人在非洲最主要的竞争者。无论是在欧洲、在北美、在非洲、在中东、在拉美，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中国人，而只要有中国人的地方一定有印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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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人到一个地方，开商场、开工厂、开银行，形成的声势和影响都要比大部分中国人强。而在当地社会结出的硕果，也不比华人弱，大部分情况下比华人更接近主流社会。

中印同为人口大国，因此各自的劳动力都有很强的对外寻求出路的压力，但是两国人民在外部世界的渗透力有较大的差别：其一 ，印度人与其他国家人民较中国人在接受西方制度文化上更具一致性，因此较少政治价值认同障碍；其二，印度的职业教育体系更能与西方接轨，从而使其人才更适合于其他受西方职业文化影响较大的市场体接受，这也是其在输出工程师、大夫、教师、护士等专业人才资源上占有优势的重要原因，而这种输出使其拥有了更大范围的人文影响力；其三，印度人内聚性强，能按照一个价值链进行协作是他们在世界各地得以存身与发展的重要原因；其四，世界范围内的英联邦体系，为属于英国殖民地的印度人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早期进入与历史渗透机制；其五，印度人的英语发音虽然很难懂，但是他们的英语书面语很规范，大部分情况下也不影响他们正常工作，至少比与中国商人打交道直接也容易很多。

中印两国之间互有偏见。中国人多以为印度人生活质量不如中国人，尤其看印度大街上那么多浪荡的贫民，更觉印度人的出息不如中国人；而印度人看中国人从饮食、工作到管理训条都显得怪异，难以理解，也不相信中国人在做点便宜小东西之外还能做出什么。事实上，据我的观察，印度上层社会教养全面、有国际视野，而底层人似比中国社会底层人更无望，但宗教信仰却给了他们非常重要的生存支撑，这与中国人注重器用，且在个人生活中更加相信个人奋斗有颇大差异。但到了异国的场景中，印度人的那种社会结构对他们的凝聚似乎更有效用，而中国人则个体打拼更见动力。

在贫苦的时代，中印人民都会千方百计向外走，而在今天中印经济共同起飞的时代，中印人民希望跨文化谋取更大利益与价值的动力更强。在我的观察与判断里，将来无论是在世界的哪个市场上，中国人最可能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恰恰是印度人，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最不了解的也正是印度人，所以我们有必要对印度和印度人给以更多的重视，要对研究与获得印度的新知识有更大的热情。现在到处都有印度人与中国人，中印竞争将不限于在各自国内或者边贸中间，中印竞争甚至会在全球每个国家展开，不管我们愿不愿意，印度人会不以我们态度为转移地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那么就索性让我们更主动积极地去了解和接触印度人、印度文化、印度生意与印度企业家的经营经验和教训吧，甚至我们也应交上更多印度的个人朋友。如果那样，到处有印度人就可以多多少少变成到处都有我们来自印度的朋友。

王红生：印度如何打造和谐社会

http://view.QQ.com　 2007年08月11日09:15 　 大洋网　 王红生　 评论50条

对发展中国家说来，影响其社会和谐的最重要因素是其政治是否上轨道，是否有一套有效的现代政治制度。在这方面，印度显得十分突出。

1月13日，一位大三的女生在火车站拥挤的人流中被挤下站台轧死… 记住因春运而死的花季少女 [冷静之死能改变什么吗][春运拥挤的缘由] [铁老大良知何在][回家代价不该如此巨大] 救济底层何需恢复粮票 [粮油并不缺，岂能再发票][这是开历史倒车] 热点：[你买到票了吗 崔永元感动中国？]

摘要：在战后独立的国家中，印度的社会矛盾——阶级、民族、地区、宗教、种姓——最多样化，但都被印度有效地一一化解。就打造和维护社会和谐而言，印度的历史经验是：文化建设是基础，经济发展是动力，政治民主建设是根本。其具体表现为：文化的多样性和宽容性特征；政府重视公平与效率相协调的发展经济政策取向；日益完善的民主制度。其中，趋中——不左不右——的民主制，是确保印度社会和谐的最重要因素。

作者：王红生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引言

任何社会都存在矛盾与冲突，矛盾与冲突既可能导致社会动乱，也可能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因此，建设和谐社会并不意味着回避或否认矛盾，而是要建立和维护有利于解决或缓和矛盾的机制。在二战后一大堆新独立的亚非拉国家中，印度是社会矛盾最多样化的国家，一般国家存在的矛盾——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地区矛盾、宗教矛盾——印度都有，印度还有其他国家没有的矛盾如种姓冲突。在独立以来近 60 年中，印度的一个突出特点是能有效地一一化解错综复杂的矛盾，成为与多数发展中国家长期动荡不安迥然不同的社会安定的国家。本文力图分析独立以来的印度是如何通过综合协调地运用文化、政治、经济三种机制，调和社会中的矛盾与冲突，从而实现和谐发展的目标的。

一、“印度教”与“种姓主义”——印度社会冲突与调和的文化机制

印度是个全民信教的国家，不仅拥有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宗教，而且许多宗教还起源于印度并为印度所独有。其中，印度教的信众最多，占总人口的 80%以上；然而，印度教作为一种多神教，其教内派别林立，互相的差异与对立并不亚于不同宗教之间的冲突。这种印度教教内的差异与对立，在很大程度上还同印度社会的另一重要特征——种姓制度——相连。每个印度人都有自己的种姓身份，种姓制度作为一种等级制度，规定了不同种姓之间在社会交往中的严格界限，因种姓身份不同其生活习惯、禁忌、崇拜的神祇也各不相同。高级种姓不希望也不允许低级种姓同化于自己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这样做自然是为了维护其特权地位，但客观上也造成了印度文化的多样性。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现代化理论的鼓吹者们将印度的文化多样性视为妨碍印度民族国家建设进程的负面因素，认为，印度要现代化就必须克服掉由于宗教与种姓因素而造成的印度人民之间的藩篱。印度的开国总理尼赫鲁打出世俗主义的旗号，试图以此来解决印度的千年痼疾，将印度带入世界先进民族之林。确实，宗教的对立与冲突曾给印度人民造成巨大的灾难。远的不说，仅 1947 年的印巴分治及相伴随的教派仇杀，就给印度人民带来了永久的伤痛。印度独立（1947 年 8 月）后，宗教与种姓对立与仇杀仍然不断，直到上个世纪 90 年代还发生印度教与穆斯林两大教派的冲突，造成数千人的伤亡。

当教派和种姓冲突危及整个社会安定时，印度政府就出面干预，派出大量军警镇压暴乱分子，或者造成一种气势，使得动乱分子不敢轻举妄动。比如，阿约迪亚是北方邦的一座只有 3 万人口的小镇，独立以来印度教极端主义分子一直要求将原有的清真寺拆掉，在原址上建印度教神庙，从而引发全国性的教派冲突，因此是最敏感的地区。2002年，在印度西部的古吉拉特邦发生教派冲突时，印度政府为防止事态扩大，在阿约迪亚竟然部署了 1.5 万名军警。此外，在必要时，印度政府会取缔参与暴力与暴乱的教派组织，比如，印度教大会和国民志愿团在独立后就先后三次被取缔。

印度政府在展示强硬一面的同时，对宗教与种姓组织也采取相当宽容的态度，而且后者越来越突出。印度的政治家和学者们公开以自己的宗教与种姓属性为骄傲，以各种方式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各种宗教和种姓组织的活动。即使是一直推崇世俗主义反对教派主义的尼赫鲁本人也不得不承认：“我们说反对教派主义、种姓主义、地方主义，然而你们清楚地知道，我们在骨子里受了它们多大的毒害，我们中有谁，是你还是我，是完全摆脱了这些东西的？”所以，像印度教教派组织尽管先后被取缔了三次，但每次取缔后不久即恢复。自 20 世纪 80年代末以来，印度教教派主义的势力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带有浓厚教派主义色彩的印度人民党甚至取代国大党成为印度第一大党，多次上台执政。

事实说明，印度教和种姓主义在印度现代化进程中具有高度的调适性，不仅没有随着现代化进程而消失，反而获得了进一步发展的机会。现代化进程充满变动，工业化和城市化迫使原先居住在一个个村庄的农民出外谋生。打工的农民需要熟人介绍才能找到工作，在城市新环境里，只有住在同宗教信仰同种姓群体中才能获得安全感。有研究发现，在印度现代城市阿麦达巴德里，很多居民区就座落在带有种姓和宗教特征的“pol”里。Pol，是由街道居民构成的邻里组织，由一条街和四处分明的界线圈起的一片房屋组成。将这些房屋的居民连结在一起的是社会－政治网络，其成员全部或大部同属于一个种姓。各个 pol 有自己的董事会，除了维护 pol 的规范外还管理当地事务。Pol 有效地防止了不安全和无助等这些城市中的共同问题。它们不仅仅具有防卫取向的有形结构，四周有强固的墙和有人防卫的大门，也要求居民邻里间相互合保卫和相互帮助。

笔者 1993 年在印度某研究所做访问学者时，应邀参加了该所一位博士生的婚礼。该学生属于当地的名门望族，父亲是当地的官员，当天参加婚礼的客人在千人以上，其中，大部分是穷人，但都是印度教徒和同种姓的人——很难想象，在印度，不同宗教信仰、不同种姓的人会出现在同一传统仪式场合。从上可以看到，无论是“pol”的居住方式，还是婚礼中穷人和富人共餐，都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阶级对立，这对社会和谐有其有利的一面。现代化进程中急剧的社会变动容易导致人们不平衡的心态，产生浮躁和仇富心理，这对社会形成了严重的威胁。在这方面，传统的印度教和种姓主义的价值观无疑是一剂良药。为了使各种姓严格遵守本种姓的行为规范，印度教律法把“达摩”(dharma)即种姓行为规范的履行规定为每个种姓最高的人生和宗教价值。正是为了确保每个种姓对“达摩”的履行，印度教发明了与“达摩”密切相关的另一个观念——“业报轮回”，指的是：一个人死后，他的灵魂摆脱了原来的肉体，可以在另一个肉体躯壳中复活或再生。人的这种生生死死的不断循环，就是所谓的“轮回”。而人死后灵魂将在什么样的躯壳再生，完全取决一个人生前的行为——又称为“业”。人的任何行为、即“业”，都会引起“果报”。人死后，善业将有善报，恶业将有恶报——这就是所谓的“业报”。 对于每个人说来，灵魂每转移一次称为一世，因此，人除了有一个可感觉的现世之外，还有感觉不到的前世和来世。每个个人特别是低种姓成员只有在现世严格地履行了他的“达摩”，在来世才会进入高等种姓；否则，在来世，就会降低到更低的种姓等级，甚至堕落为牲畜或昆虫。而在现世，对任何一个种姓及其成员来说，与生俱来的种姓等级和地位都是无法改变的，他只能希望通过今生对“达摩”的严格遵守在来世提高自己的种姓身份。这样，通过印度教中“业报轮回”这一观念，“达摩”变成了每个种姓及其成员的最高价值，而对“达摩”的履行也变成了他们的最高义务。这种教义表面看来似乎是鼓吹消极的人生态度，但对社会的和谐和安定却意义重大。人的欲望是没止境的，如果一味地鼓励财富竞争，必然扭曲人们的社会心态，导致各种社会丑恶现象的大量发生，造成社会动乱和现代化进程的中断。

总之，印度人现在已经普遍接受了这么一个道理：现代化并不是去宗教化，宗教能够在现代化进程中调适自己，发挥其积极建设性的一面。只有当教派主义和种姓主义走向极端，从而危及国家安全时，印度政府才采取必要的强制措施；而在平时，政府和社会则更多地是利用长期形成的印度特有的文化机制来维护社会和谐。

王红生：印度如何打造和谐社会

http://view.QQ.com　 2007年08月11日09:15 　 大洋网　 王红生　 评论50条

二、“保留制”与“整体发展”——印度政府扶持社会弱势群体的两大政策文化机制

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缓和社会矛盾与冲突，但它不是万能的，许多矛盾与冲突是由于经济因素造成的——现代化进程往往伴随着社会两极分化的加剧，造成社会的分裂——处理不当非常容易激化社会矛盾，甚至导致内战，近代欧洲历史上有大量这样的事例。为了避免这样的局面发生，自独立以来，印度政府先后采用了“保留制”和“整体发展”政策。

1、保留制

保留制，是针对印度贱民和表列部落的一项保护和优待政策。印度贱民是种姓制度下的最低层，约占印度人口的 15%。表列部落大多居住在经济落后、生存环境恶劣的山区和边缘地区，约占印度人口 7%以上。两者相加，在今日 10 亿印度人中占了将近 2 亿人。他们从古自今一直是印度社会中最贫困、最落后、最受压迫和欺凌的社会弱势群体。在近代，英国人的殖民统治不仅没有改善这部分人的社会状况，反而使他们与高级种姓的差距加大了——无论是受教育机会，在政府机关任职机会，还是从事工商业机会，几乎全都被中高级种姓垄断。他们是真正的“失去了旧世界，但又没有获得一个新世界”的社会群体。

独立后不久，在印度国大党政府主持下，一项旨在优待和保护贱民和表列部落的政策写进了印度宪法第三编基本权利下的第二章中，从第 14 条到第 17 条都涉及贱民和表列部落问题。1955 年，印度政府颁布《惩办侵犯贱民尊严的法令》，规定：凡是阻止贱民进入公共场所的将判处 6 个月监禁，或处以 50 卢比罚款，情节严重的既要处以罚款，又要坐牢；对那些不为贱民提供服务的商店，政府可以吊销其营业执照；对屡教不改者加重处罚。更具体地讲，国大党对贱民的优待政策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1，鉴于绝大多数贱民是文盲，政府推行一些有助于贱民子女入学受教育的措施，中央和各邦政府每年拨出一定的款项，帮助解决贱民学生住宿、学费、吃饭等方面的困难。在大学招生、尤其是一些热门专业招生中，为贱民学生保留一定比例的名额，他们的入学分数比其他种姓学生的入学分数可以稍低些。

2，根据印度宪法，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都将一定比例的工作岗位留给贱民。

3，政府每年拨出一定款项改善贱民的生活状况，比如，为贱民打井，修筑街道，培训贱民青年掌握各种谋生的技艺。

4，根据印度宪法规定，政府为贱民在印度各级政权机构中保留一定比例的席位。尽管上述政策措施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贱民和表列部落所外的社会弱势群体的地位，尽管政策实施的结果主要是改善了这一群体中精英分子的状况，但还是受到广大贱民的欢迎。该政策最初决定只实行 10 年，但由于贱民和表列部落的坚持被不断地延长。1999 年，印度通过第 49 宪法修正案，将保留制再顺延 10 年——进入了 21 世纪。

2、农村整体发展计划

在现代化进程中，往往产生城乡差距与工农差距加大的趋势，形成“三农问题”——农业发展滞后、农村萎缩凋敝、农民收入增长缓慢。而解决“三农问题”就成了建造和谐社会的关键——农村安则天下安。

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印度政府实施了农村整体发展计划（integrated rural development program）。所谓整体发展指的是：将农村发展问题看作不仅仅是农业一个部门的事情，而是涉及各个部门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必须集中各方面的力量来解决；不仅要继续支持先进地区、灌溉地区的农业发展，还应该花大力气改善那些干旱地区、山区的耕作条件，提高那里的粮食产量，改善那里的生存条件；不仅要关注经济增长，而且要注意社会公平，不能等待“滴漏效应”的自然过程，而是要在政府的主持下对贫困采取直接的进攻；发挥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参与扶贫济困工程，不仅要有政府行政官员参与，要有各行各业的专家们参与，还要有广大民众自下而上的参与。以上精神最初体现在印度政府制定的“六五”计划（1980-1985）中。该计划明确宣布：“应当结束过去那种由不同部门机构制定实施不同农村计划的做法，代之以一个统一的在全国实施的计划。”伴随这一新政策，印度政府自 1980 年以来先后实施如下具体对策：1980 年 1 月，将原来的以工代赈计划调整并更名为全国农村就业计划；1983 年 8 月 15 日起实施农村无地劳动者就业保证计划；1989 年 4 月 28 日，拉吉夫甘地总理宣布开展以其外祖父名字命名的贾瓦哈尔就业计划。上述计划认为，印度农村最严重的问题是一部分人的绝对贫困化——没有土地、找不到活干，为这些人提供就业机会成了扶贫计划的核心。比如，农村青年职业培训计划规定，从全国年收入不到 3500 卢比的家庭中，每个乡挑选 40 名农村青年参加技能培训，挑选时贱民和表列部落家庭有优先权，妇女必须占1/3。根据这一计划，从全国5000个乡中选出了 20 万青年参加培训。再比如，按农村无地劳动者就业计划规定，全国每个无地农户在一年里至少要有一名成员获得 100 天的就业保障，由中央政府出资，邦和地方政府政府制定计划，政府以粮食或现金的方式雇佣无地农民从事一些农田基本建设工程，这些工程的建成将有利整个农村经济的发展。除就业计划外，印度政府还制定了干旱地区发展计划、沙漠地区发展计划，以及针对贱民和表列部落等社会上弱势群体的计划。

印度政府在中央财力不充裕的情况下，抽出大批款项来执行以上计划，并取得一定的成果。在“六五计划”期间，每个乡得到大约 350 万卢比的扶贫款，中央和邦各出 50%，目标是使每个乡中 600 个贫困家庭能得到救助，惠及全国贫困线下的 1500 万家庭的 7500 万人口。“七五”计划期间（1985-1990），印度政府进一步加大了扶贫的力度，仅就全国雇佣计划一项，中央和邦政府的总支出就达 250 亿卢比，目标是为农村提供 14 亿日/人的就业机会。进入 21 世纪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印度的国力大大增强，其扶贫力度进一步加强。当然，无论是保留制还是整体农村发展计划都存在着局限性，难以根本性地改变印度农村人口和社会弱势群体的状态。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政策和措施对维护印度的和谐具有积极的意义，老百姓明白，如果社会动乱的话，他们的状况会更为糟糕。

三、“民主制”——构筑印度社会安定的政治机制

对发展中国家说来，影响其社会和谐的最重要因素是其政治是否上轨道，是否有一套有效的现代政治制度。在这方面，印度显得十分突出。在独立以来的大半个世纪里，印度有效地维护了自己的民主制度。有人甚至这样评价：如果说东亚在战后创造了经济奇迹，那么，南亚的印度则创造了政治奇迹。

现代民主制度的基本特征是，通过和平的和合法的方式来解决不同利益集团的冲突。西方政治学者时常将现代民主过程类比于现代的市场过程：在现代市场过程中，各自由竞争的市场主体根据公认的和法定的市场规则参与竞争，追逐自己的特殊利益；在现代民主政治过程中，各社会阶级为追逐各自的特殊利益也根据公认的和法定的政治规则来进行相互竞争。和平与合法手段意味着排除暴力手段，民主制度的存续必须排除暴力的诉求——在一个崇尚暴力、充满暴力斗争的社会中，民主制度无法存在。

历史上，印度给外人的印象是一个循规蹈矩的国度。数千年来，印度人严格遵守传统的道德规范，使外人产生“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感叹。但如果因此认为今天的印度人仍然漠视自己的权利、从不反抗，则是大错特错。凡是到过印度的人，对今日印度各式各样的群众运动都会留下深刻的印象。无论是在长期动乱的阿萨姆、纳萨尔巴里、那加兰、米佐兰、克什米尔，还是在相对政治安定的古吉拉特、喀拉拉、泰米尔纳杜，都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群众运动：工人示威罢工游行要求增加工资；环保分子反对砍树、建大坝；农民要求提高粮食收购价；原来远离政治的妇女也参与到各种运动中。这些游行示威，加上印度人对各级选举的积极参与，使人想到：这是个十分重视自己政治权利的民族。一些人用“印度已从一个崇尚权威的民族变成热衷政治运动的民族”来解释这种矛盾的现象。

近 10 余年来，由于民众通过各种方式积极参与政治，加上印度政坛风云变幻，给人以危机的感觉，但实质上却是：印度的民主制度呈现出更加成熟与巩固的趋势，人民争取自己权利的意识增强了；同时，越来越多的人谴责暴力，主张和平对话相互妥协解决矛盾分歧，不仅左派、中派政府是这样，就是被认为是右派的带有教派主义倾向的印度人民党政府也是如此。在独立之初的一二十年里，国大党在印度政坛中一党独大，惟一能对国大党提出挑战的是共产党。国大党的策略是，一方面使用军警无情镇压共产党领导的农村武装斗争，另一方面则向共产党人发出和平呼吁，鼓励他们走和平的议会道路。共产党领导人在权衡利弊后放弃了武装斗争，在实际选举中取得了某些成果：多次在喀拉拉、西孟加拉、特里普拉等邦执掌政权。在执掌政权前，共产党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对许多社会问题往往持一种激进的态度，而一旦成为执政党，又出于实际的需要，采用折中调和的做法。国大党为了同共产党争取群众，也主动接过左派的一些口号和政策，从而带有中左政府的色彩。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印度的政治光谱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右翼的教派主义势力急速膨胀；国大党为了同右翼争夺群众，也软化了原有的反教派主义立场，向右的方向倾斜；教派主义政党在上台前往往持激进的教派主义立场，但一旦上台后，为了国内的安定和回应国际的压力，也软化了激进的教派主义立场，采取更为温和的态度。

所以，研究印度政治的学者得出了这么一条结论：独立以来几十年里，印度政党政治有一种“趋中”的趋势，这对印度社会的和谐具有重大的意义。二战后一些新独立的亚非拉国家之所以社会动荡，重要原因就在于政府政策的不稳定——忽左忽右——有时政府政策偏左，挑动工农群众斗争社会有钱人；有时又转到站在富人一边，依靠军警，残酷镇压民众。这样的社会怎么可能实现稳定？而国内政策的不稳定也必然影响到国家发展的外部环境：无论是极左还是极右，都容易在国际上一边倒，容易招致反对，有时是被某一集团反对，更多的时候是被双方集团反对。而印度由于长期在国内国际问题上采取“趋中”政策，不仅获得了国内的社会和谐，而且赢得了对自己十分有利的和谐的国际环境。

结语

综上，就打造和维护社会和谐而言，印度的历史经验是——文化建设是基础，经济发展是动力，政治民主建设是根本。独立以来，印度成功地维护了社会的和谐与稳定，这是所有访问过印度的外人得出的比较一致的看法，它也反映在印度犯罪率远较世界其他国家为低这一客观标准上，更为重要的是反映在印度人民对自己文化和制度的自信上。印度文化的多样性和宽容性特征，印度政府重视公平与效率相协调的发展经济政策取向，以及印度日益完善的民主制度都在为建构印度和谐社会做出贡献。随着印度经济进一步发展，国力日益强大，印度政府和人民打造和谐社会的决心和实力必将进一步增强，这也是人们为什么对 21 世纪印度的发展抱有乐观态度的重要原因。（原载：中国与世界观察杂志）

袁晓明：经济自由：印度“第二次独立机会”

http://view.QQ.com　 2007年09月10日18:11 　 上海证券报　 袁晓明　 评论0条

袁晓明 旅美学者　　

今年是印度独立60周年，《福布斯》杂志亚洲的高级编辑罗宾·梅瑞迪斯撰写了一篇专栏“第二次独立的机会”。在专栏中，梅瑞迪斯认为印度当年从英国赢得了政治上的自由，今天的印度人面临另一个历史性的独立机会，但本次的独立不再是政治上的，而是在经济上获得独立，也就是印度人的经济自由。

1月13日，一位大三的女生在火车站拥挤的人流中被挤下站台轧死… 记住因春运而死的花季少女 [冷静之死能改变什么吗][春运拥挤的缘由] [铁老大良知何在][回家代价不该如此巨大] 救济底层何需恢复粮票 [粮油并不缺，岂能再发票][这是开历史倒车] 热点：[你买到票了吗 崔永元感动中国？]

在二战后的半个多世纪里，欧美等西方国家在民主制度下并同时执行市场经济制度，不同程度地在经济上有了极大发展，其国民财富有相当的增加，国家整体也都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在亚洲，日本、南韩等国也相继实现了经济起飞，在经济实力上与欧美国家有了平起平坐的地位。但遗憾的是，作为人口最多的、实行西方式民主制度的国家，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印度经济却一直发展缓慢，至今，虽然在软件以及服务外包上有了极大的发展，整体经济也在不断增速，但印度的大多数人仍然生活在贫困之中，他们每天只有大约２美元的生活费用。

按梅瑞迪斯的看法，那数以亿计的印度穷人虽然不再受英国人的统治，并有了政治上的许多权利和自由，但一天只有两美元却并没有给他们人带去经济上的自由。很明显，梅瑞迪斯的这个判断受了美国前总统罗斯福对自由定义的影响。罗斯福曾经提出，如果人没有经济上的自由，也就是说，人如果连温饱都不能有的话，人有了自由也不是一个自由的人。罗斯福这样的思想产生于美国的大萧条时期，当时美国人也都有比较充分的政治和人权上的自由，但罗斯福相信，那些没有工作的美国人，因为他们没有钱去养活自己和家人，他们就没有经济自由，因此，他们不是充分享有自由的人。

虽然梅瑞迪斯充分自由的概念是从罗斯福那里来的，但梅瑞迪斯并非接受并赞同罗斯福更多以政府手段帮助穷人的观点。梅瑞迪斯直言，印度面临的挑战是政府不能解决的，反而由于政府的过多干预，在一定程度上还加剧了印度的贫穷，更不能帮助解决贫穷问题。梅瑞迪斯建议的方案是，新德里应该放松对经济的管制，应该把重点放在建设基础设施上，以更好的投资环境去吸引外资，并鼓励更多的印度人进行私人投资，从而帮助印度穷人获得就业的机会，为脱贫致富创造条件。

可是，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印度民主的政治制度让选民更相信那些要以政府行为解决贫穷的左派政客。过去几年，印度左派政客在政府中的势力不断壮大，正是那些左派政客以保护穷人的名义阻挡市场经济和全球化，致使印度经济不能创造更多的工作机会去满足更多人的巨大就业需求。在另一方面，印度过去的殖民历史在文化上让印度人对外来企业有一种阻碍。当然，无可否认的是，过去的这些年，许多西方软件公司在印度建立了分支机构，但那只是给了少数印度知识人才致富的机会，而绝大多数印度穷人仍然没有能提高收入的工作机会。事实上，印度更加需要的是自由经济体制下的大量投资建厂，以充分利用充沛的劳动力资源，但那些不相信自由经济的左派政客却更加看重政府行为。而最大的麻烦是，许多印度穷人并不清楚左派政客不能从根本和长远上帮助他们。过去几十年来，印度政坛基本上被左派政客统领，他们提倡的经济政策给印度经济带来了更多的危害，阻碍了印度人的脱贫。

因此，民主政治是更加代表民意的政体，但仅仅有民主的政治并非能给公民带来经济上的自由，公民需要利用民主的政体选出能够执行自由经济体制的政治家，从短期和表面上看，也许自由经济体制并非对穷人很快带来直接的利益，但从根本上、长远上自由经济体制能够帮助穷人脱贫致富，因为自由经济体制才能给人带来经济自由，这就是当今民主政体下印度人所面临的机会和挑战，也就是梅瑞迪斯所说的“第二次独立的机会”。

权衡：中国印度收入状况的比较(图)

http://view.QQ.com　 2007年09月27日14:41 　 文汇报　 权衡　 评论83条

权衡

讲演者小传

权衡

1968年3月出生于甘肃。先后毕业于西北师范大学、兰州大学和上海社会科学院，获经济学博士学位。现为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多次应邀前往美国哈佛大学、印度尼赫鲁大学以及德国、日本、新加坡、泰国等高校和国际学术机构做访问学者以及国际学术交流等。著有《收入分配—经济增长的现代分析：转型期中国经验与理论》、《收入分配与社会和谐》等著作4部，合著《分配伦理》、《科学发展与城市国际竞争力:上海发展前景与政策选择研究》等著作6部；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主持和参加国家、省市区政府委托课题研究项目30余项。目前主要从事收入分配、贫困化与经济增长、城市与区域经济发展、宏观经济理论与政策等研究。

作为两个经济发展中的人口大国，中国与印度的比较研究正在成为一门显学。中印两国在许多方面都具有可比性，其中在经济发展方面最具有可比性的就是两国经济发展中的收入分配与贫困化问题。中印两国的这个问题已经引起国际学术界的充分关注和极大兴趣。

一、中印比较何以可能？如何比较？

我认为，中国与印度的收入分配进行比较，不仅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且具有非常重要的客观依据：第一，中印两国经济发展进程中都受到计划经济和传统国有制观念的影响，当中国建国初期选择苏联式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时，印度同样也加强对于国民经济发展的计划和管理，两国都认同社会主义平等正义的价值观；第二，两国同属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着推进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任务，经济发展中面临人口和就业的压力都比较大，农村内部不平等、城市内部发展不平衡和收入的不平等都有不同表现；第三，两国同样具有典型的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特点，农业人口比重都比较高，城乡经济和社会发展都不平衡，有较大的城乡差距；第四，两国经济发展中的区域不平衡特点同样很明显，印度有南北差异和东西差异，中国有东部、中部和西部差异；第五，两国都正在进行市场化体制改革，中国在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了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印度则在上世纪90年代初启动了市场化改革并加快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市场化改革与制度性因素成为影响两国收入差距扩大的因素之一；第六，政府对于经济发展和收入分配的直接干预在两国都具有不同程度的表现：中国政府仍在一定程度上管理着经济事务，印度经济在许多领域仍然受到政府管制，所以收入分配与不平等与此密切相关。

需要说明的是，进行中印比较分析，目的不在于说明哪个国家好或者不好，更不是用来说明中国与印度谁会超过谁，而是为了寻找两国经济发展中的结构性差异以及互补性，以便相互学习和共享经验。就中印收入分配的比较来看，其目的是要指出中印两国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结构性差异与两国经济发展模式之间有什么不同，这样的研究才具有现实意义。

目前大多数人进行中印收入比较分析时，都直接运用世界银行公布的两国基尼系数(用于衡量收入差距的一种分析工具，基尼系数越大，表示收入差距也就越大)。如果只看世界银行的数据，中国的基尼系数2001年是0.447，明显高于印度0.325的基尼系数，人们自然会认为，中国整体的不平等程度明显高于印度。这是目前十分流行的一种比较方法和思路。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世行计算中国基尼系数时是按照人均收入，而印度则是按照人均消费支出；前者一般说来总是高于后者，从这个角度来说，这种比较实际上很难说清楚中印的收入分配情况。

二、中印收入不平等的结构性差异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中印两国在进入市场化改革后，收入差距和不平等都有不同程度扩大，从整体上看两国收入差距的程度基本上差不多，只是变动轨迹和趋势不一样。

中国在上世纪80年代以前，基尼系数一直比较低(除1953年比较高以外)，但是80年代以后开始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整体上呈上升趋势，从1989年的0.29上升到1998年的0.403。印度的基尼系数从上世纪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基本上呈下降趋势，但是从80年代初迅速上升(1981年为0.416)，1991年市场化改革启动以后逐步上升，到1997年时基尼系数超过了中国的0.293，达到0.355，经历了一个“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需要指出的是，从基尼系数变动来看，上世纪60年代初到80年代末，印度收入差距尽管总的趋势是在下降，但却一直高于中国；中国收入差距在80年代以后逐渐上升；到90年代前期两国收入差距程度基本一致，到1997年以后印度收入差距开始高于中国。但是从中印两国基尼系数变动的长期趋势来看，中国收入差距的上升速度较快，2002年的基尼系数达到0.445左右；印度收入差距上升的速度相对比较缓慢。从总体说，最近几年两国整体基尼系数仍然保持比较相近的状态。

但是非常有趣的是，中国与印度收入不平等的差异性最主要表现在两国城乡之间，两国农村内部、两国城市内部以及两国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所具有的结构性不同。运用计算两国国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可以发现：(1)两国不平等变化的历史起点和变动轨迹不一样：印度由较高的不平等程度逐渐下降以后又逐渐上升；而中国从一开始则由较低的不平等程度逐渐上升；(2)两国不平等扩大的时间起点不一样；中国是在1978年以后不平等开始扩大，而印度则是在1991年进入市场化改革以后开始扩大；(3)两国农村内部不平等程度差不多，但是不平等变化趋势不一样：同样是进入改革开放以后两国农村不平等都在扩大，与城市比较，两国农村内部都普遍缺乏充分且良好的公共产品、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4)中印城市内部收入不平等程度和结构不一样：表现为印度城市内部收入分配不平等严重高于中国城市内部不平等；(5)中印两国城乡不平等程度和结构不一样：中国农村内部收入不平等程度高于城市内部收入不平等程度，而印度则是城市内部不平等大大高于农村内部的收入不平等；(6)中印两国地区收入差距结构和变化不一样：中国主要表现为东部与中西部之间的差距；而印度地区差异的变化则更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两国地区发展差距基本呈现逐渐扩大趋势，相对于中国地区差距变动幅度而言，印度地区发展差距扩大更快；结果在1995年以后，印度地区收入差距迅速上扬，而中国地区差距扩大速度在2000年以后则显示了正在缩小的迹象；(7)中印两国贫困人口结构与数量不一样：中国的贫困人口长时期内主要分布在农村，而印度城市和农村都分布了比较高比例的贫困人口；中国经济高增长的同时产生了较强的减贫效应，尤其是农村反贫困获得了巨大成功，目前中国贫困发生率为4%左右；但是印度仍然有相当数量的贫困人口和低收入群体，其贫困发生率达到27%。

三、如何理解印度收入分配的结构性特点

我个人认为，中印两国收入分配的内在结构性差异主要源自各自不同的经济增长方式和社会发展阶段。首先来看印度的情况。

第一，印度的土地制度改革以及“绿色革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农民收入，缓解了农村内部的收入不平等。印度独立后，针对土地分配存在的严重不公现实，废除了具有浓厚的封建主义色彩的柴明达尔制度，这在一定意义上解放了农业生产力，促进了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同时，从1963年到1980年，印度实行了具有农业技术革命意义的“绿色革命”，通过引进农业生产技术、新品种和使用化肥等新技术，促进农业发展。在这些措施影响下，使得印度这个发展中人口大国逐步解决了粮食问题，农业发展、农民收入等都有显著提高，印度农村内部不平等逐渐下降。但由于受到1990年经济危机以及后来的市场化改革的影响，加上印度农产品与化肥等价格上涨等因素，结果改革以后农村不平等的下降趋势逐渐放慢。

第二，土地制度改革不彻底，人口增长过快、落后的教育和人力资本环境，制约了农村经济增长以及减贫效应，这是制约印度农村发展最根本的问题。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在印度经济高增长过程中，为什么至今为止仍然有将近27%左右的贫困人口生活在印度农村？这是理解印度经济增长和收入不平等变化的一个重要方面。

与中国的土改不同，印度独立后的土地制度改革并不彻底，绝大多数土地被地主和富农实际占有，他们主要依靠租佃大地主和富农的土地。土地问题一直是制约印度农村发展的根本问题。土地改革至今，仍旧是不到8%(7.3%)的中等以及大土地所有者实际上占有的土地面积达到40%以上，而92%的人口仅占有近60%的土地。土地分配不公严重影响了印度农业增长和农民收入，许多农民基本生产和生活条件无法正常满足，而且也无法获得基本的正常发展需要的金融支持，只好向高利贷等地下金融或者非正式部门获得资金，但是最终却因为高息或者家庭债务急剧上升而陷入贫困。

经济增长的减贫效应大小，实际上取决于经济增长的方式如何。大量的理论和国际发展经验表明，一个国家农村地区非农产业的发展往往会产生十分明显的减贫效应，但条件是必需依赖于良好的人力资本环境和条件。印度农村许多反贫困战略以及措施之所以没有获得显著的减贫效应，就是因为农村落后的基础教育以及劳动力素质低下，致使印度农村内部非农产业发展受到严重制约。与印度相比，中国在市场化改革以前的计划经济时期，全面普及教育、加强公共卫生医疗等计划有效地提高了公民识字率和文化素质，这为市场化改革以后中国的经济高增长提供了比印度更好的人力资本环境，为此，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曾对中印做出比较后指出，“中国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口在抓住市场机制提供的经济机会上起了重要作用，与此对比，当印度在1991年转向市场化的时候，有一半成年人口不识字，而且至今这个情况没有多少改变”。

第三，印度市场化改革、放松经济管制促进了城市经济增长，但是城市服务业的迅速发展对于城市内部不平等上升产生了深刻影响。印度城市内部收入不平等高于中国城市内部，而且也高于印度农村内部的不平等，这一点正好与中国的事实相反，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印度城市经济结构中现代服务业发展快于制造业，而服务业发展尤其是现代服务业发展往往会“制造”出城市的收入不平等。

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因为，服务业内部存在着不同种类和不同性质的分工与联系，表现为高收入的先进服务业与传统服务业、低收入的就业岗位之间形成一种相互需求的关系。例如，在高收入家庭集中的地方，往往会产生对一些低收入的服务岗位的需求，如从各种清洁和保养工作到家庭教师、按摩师和美容护理，到更精细更专业的工作，如会计、律师和信托管理人。

在印度城市内部，银行、金融、保险、房地产业、IT以及研发等现代服务业增长率从1997年以后超过了制造业部门。这些部门和行业的发展，一方面对于具有熟练劳动技能和高学历的专业人才产生了强大需求，而且这些行业往往是高收入的就业岗位，另一方面这些行业也需要相关低收入的就业岗位来配套和支持其发展，如印度班加罗尔地区的软件开发与设计业本身，不仅需要程序设计师和工程师等专业技术人才，同时也需要提供简单劳动和服务的劳动力为专业技术人才提供配套，后者往往就是一些低收入的就业岗位。当然，印度大量的农村无地农民进入城市，在无法获得城市就业的情况下，就形成了显性化的城市贫困和不平等——“贫民窟”，这也是其城市内部不平等比较高的一个原因。

第四，印度的政治制度、农业保护计划以及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在减少城乡发展差距方面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前面我们已经指出，与中国比较，印度城乡收入差距和不平等总体上相对比较小。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印度政府在市场化改革中特别强调邦政府直接对于农村发展负责，尤其是农村公共产品，如供水、供电、公共教育、基本医疗等，基本上直接由邦政府负责，这些政策措施对于增加农民收入、缓解农村贫困等起到了积极作用。可以看出，自印度独立以来，印度农村内部的不平等整体状况在改进，这显然也有助于印度城乡不平等的整体改善。

四、如何理解中国收入分配的结构性特点

与印度经济增长决定收入分配的模式相比较，中国政府的政策性因素和刚性的制度安排等，对收入分配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和影响。

第一，中国两大倾斜式发展战略对于中国城乡和地区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从1978年开始，中国在发展战略上逐渐形成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理念。在这样的理念下，中国实行了两大倾斜式的发展战略：一是城市偏向的发展战略；二是沿海偏向的发展战略。这两大战略一方面对全国经济与社会发展产生了积极意义，但同时对收入分配关系也产生了较大影响。在城市偏向的发展模式下，城市经济在政府推动型的工业化过程中，发展明显快于农村；再加上市场经济竞争机制的作用，商品市场和技术、资本等要素市场也首先在城市或城市周边地区发展起来，而农村市场发育则比较迟缓。

在实施沿海优先发展战略中，许多优惠政策如财政税收优惠等吸引了大量的资本等生产要素，使沿海地区在“天时、地利、人和”的良好政策环境中首先快速发展起来，形成自我良性循环的吸纳效应；而中西部地区在一定意义上还为东部地区承担了经济增长的要素供给任务，大量的生产要素在市场导向下迅速流到了沿海；但是由于东西部地区商品与要素市场价格体制的不合理，并未使西部地区在要素流动中明显获益，地区发展差距日益扩大。

第二，中国的户籍管理制度一定程度上不利于劳动力要素的流动，客观上也造成了城乡发展差距和收入不平等上升。城乡二元社会经济结构下特有的户籍管理制度对于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产生了深刻影响。从理论上说，包括资本和劳动力等在内的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有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实现生产要素所有者按要素贡献参与收益分配。但是由于城乡户籍这一制度性安排限制了农民乡-城之间的自由流动，在一定意义上剥夺了农民进城选择就业和获得收入的机会；同时，二元户籍管理制度背景下，城市居民享有的种种特殊补贴、社会福利制度、社会保险以及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公共服务等，农民没有机会享受，结果在客观上也造成了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收益和福利待遇的差距。

第三，转型时期的制度机制仍然不完善，腐败、权力寻租、垄断等不正当的收入在一定意义上也恶化了中国收入分配的环境和秩序。中国在市场化改革过程中，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其中最大的一点就是收入分配的市场化和收入来源的多元化，这本身是中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成果和进步；但是另一方面，收入来源和管理也出现了许多不规范的特点，特别是体制转轨过程中，各种不合理不正当的收入来源，如黑色收入、侵蚀所有者的合法资产等等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转型期的收入分配秩序和环境。当前，人们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行政性垄断、腐败和权力资本化等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收入分配格局；不法经营、偷漏抗税等仍旧破坏着收入分配环境和秩序。

从中印收入分配问题内在的结构性比较中，可以十分清楚地认识到，收入分配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分配问题，本质上也是一个经济增长的问题。认识一个国家的收入分配，实际上也是认识这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方式、经济增长结构。中国与印度收入分配的结构性差异一定意义折射出了中印两个人口大国在经济发展模式上的差异和不同。印度的经济增长因素、人力资本的决定因素与土地制度的安排对于印度城乡居民收入分配以及贫困等产生了十分深刻的影响；而中国的收入分配变动也不否认市场化竞争机制所发生的作用，但是更多的是要从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和制度性安排、政策性因素等视角进行思考，某种意义上，后者对于中国的收入内在结构起了更为关键的作用。

中印两国都必须高度正视这一问题。对中国而言，需要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进一步健全城乡统一的公共政策和社会政策体系，继续加大农村社会保障和教育、医疗等发展力度，推动和实现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对印度而言，首要的是要进一步调整经济结构，在加快经济增长的同时，实施全民公共教育。另一方面，中印两国都需要加快政府治理模式的创新，中国需要转变政府职能，而印度则需要提高政府效率。因为，发展中的大国经济发展更加需要一个善治(Good Governance)政府。